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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启禀官家，张太傅到了！”崇政殿内，内侍石全彬小心翼翼地向一副昏昏之态的皇帝刘文济道。
闻声，刘文济从书卷中“醒来”，睁开双眼，老迈疲惫之态难掩，但眼神却依旧深沉，就仿佛蕴藏着无穷的神秘与危险。
也是到了晚年，刘文济的权威才真正得到树立，上下敬服。不为其他，而因刘文济开始无所顾忌地行使皇帝的权力，用极其强力乃至酷烈的手段，打击不臣，维护自己的权威。
可明显发现的一点，从建隆二十年开始，皇帝刘文济的性情是偏暴戾化的，耐心日益短缺，杀心逐渐深重，用刑之严苛，与继位之初截然相反。
在人生与帝王生涯的暮年，刘文济就像卸下了所有伪装一般，不再克制本能，那些宽容与仁爱，不说彻底被他抛弃，但总归不再如以往那般过分追逐......
陈尧佐、吕夷简、萧恭、朱祺，这些建隆老臣名臣，都陆陆续续被赶出朝堂，远离帝国**中心。而最极端的一个表现，则在于枢密副使董从俨之死。
董从俨以攻杀金蛮刘金、平定漠北之功，从一边将，晋位枢密副相，也成为建隆时代武功武臣之代表，刘文济统治生涯后期的军坛上，是有特殊地位的。
而他在枢密院与折惟昌、萧惠这两个南征北战功臣的斗争，也持续了整整八年之久，这也是他最终失足被杀、悲剧收场的主要原因。
如果只是政见不合，又或者是单纯的权力之争，斗争也只局限于合理范畴之内，那么董从俨也不至于惹来杀身之祸。
但偏偏，董从俨自负功高，平日里多有跋扈，自信于军事谋略与能力，在军政事务上，甚至屡次将皇帝刘文济的意见给否了，那种生硬的丝毫不讲**智慧的忤上。
便是如此，刘文济也未尝不能容忍董从俨，功臣有一定特权也不足为奇，至少不至于起杀心。千不该、万不该，董从俨深入参与到夺嫡之争去了，是睢阳公刘继英收买的主要大臣之一。
董从俨想得很简单，通过扶立刘继英，取代折惟昌，成为枢相，而他能听到的，是圣心如何属意刘继英，能看到的，是刘继英的声势有多高......
基于这样的认识与看法，董从俨与刘继英自是越走越近，越捆越深，甚至在军队内部，帮助刘继英安排心腹，培植力量。
当皇帝心目中的天平向皇孙刘维箴偏向，当刘继英之短暴露出来，董从俨的所作所为，在刘文济的眼中，就变得其心可诛、不可宽纵了。
建隆二十二年冬，枢密副使董从俨暴亡于枢密院。这种死法，也算是对帝国功臣的一种挽尊了，但这件事的影响却极其深远。
董从俨死后，朝廷上下，再无敢对皇帝僭越不敬者，甚至连指桑骂槐、含沙射影的情况都少了，只因为，皇帝越来越可怕了。
董从俨这样的功臣，说杀就杀，没有丝毫容情。过去的皇帝，顾虑重重，大臣们可以欺之以方，但当皇帝都不顾体面了，那再顽固保守的人，也不敢真拿着家族富贵去与皇帝硬碰硬。
董从俨之死，也是引发帝国军政系统变动的一个强烈信号，从那之后，奉皇帝诏命，折惟昌、萧惠联合主持军法司的石元孙（石守信之孙），对内外军人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动与清理。
其中主要目的，在于斩断睢阳公刘继英的爪牙，但这种动作，是不可避免会造成“误伤”的，至少一大批董从俨的部属以及燕山北道出身的将校，受到严重排挤打压，而这些人，大部分都曾追随董从俨血战漠北......
但没办法，这就是**，从董从俨倒下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了一大批将校的悲剧与沉沦，帝国军方的一座山头，也就这么被推倒了。
董从俨的悲剧结局，说到底，还是他本身的问题。他有当世卓越的军事才华，但在**上，实在乏术，甚至短视，在帝国高层，他可以靠着殊功一路莽着走，但当朝局在“夺嫡”的影响下变得复杂诡谲之时，他便迷失其中了，及至身死道消，军事上的敏锐嗅觉，在**上，当真毫无用处。
当然，皇帝刘文济在用人上，或许有一定指摘之处，向使董从俨能一直在地方坐镇带兵，没准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，流芳百世，千古扬名。但这就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了，并无多少实际意义。
董从俨之死，可以说视作建隆后期帝国政坛上发生的一个标志**件，毕竟不久后的开年，刘维箴就被册立为皇太孙。而刘文济统治生涯末段，帝国**的紧张、压抑乃至酷烈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同时，这还反映出刘文济的一些心理变化。一直以来，刘文济都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，壮年时，尚且可以靠着出色的手腕以及足够的耐心去应付，等到迟暮之年，精力不济，身心俱疲，也再保持过去的那种状态了。
为了维护天子威严，巩固皇权，他也只能采取一些严酷的手段，继续展现他的强势与不可侵犯。可以说，刘文济一生都在证明自己，但到了晚年，他已经不需要和光同尘，只需要短短几年的上下畏服即可了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被压制许久的特务**，也再度抬头了，建隆二十年后，皇城、武德二司在大汉帝国，尤其在京畿范围之内，可是活跃异常。
话说回崇政殿内，老皇帝刘文济放下由蔡齐等臣编纂的《国史》，看着石全彬，想了想，方才轻声吩咐道：“宣！给太傅备座！”
